这是 Wonz 记录的 第 16 篇 笔记
书籍：《昨日不辞而别：废都摇滚记忆1990-2014》
作者：锤子
一、书摘记录
1、
书写任何一座中国城市的摇滚史，都离不开发源地：北京。从历史的角度看，北京代表着中国摇滚的中心，摇滚乐从这里向其他城市辐射，从而形成影响。
2、
1989年崔健发行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成为中国摇滚史上公认的第一张摇滚专辑。
3、
被人熟知的有1991年发行的《红色摇滚》、1992年发行的《中国火I》、1993年发行的《摇滚北京》等。其中，《中国火I》和《摇滚北京》都因为涵括很多知名乐队，成为摇滚拼盘中的经典唱片。
4、
那几年因为乐队要求高，出道的乐手狂热追求个人技术，排练极其认真，成长为西安甚至中国范围内的优秀乐手。
要求高是好事，个人技术稳扎稳打才会有出色的演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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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认为有正式发表的机会或是小样被唱片公司看上然后出唱片才是正路。
6、
和80年代摇滚乐刚进入中国时一样，打口带更多不同风格的音乐令大家热情高涨，摇滚乐充满各种可能。对打口带的狂热造就了打口带行业，西方各大唱片公司处理积压产品，本应该熔毁碾碎的唱片，被打上口或扎眼后作为垃圾出售到中国，这些“特殊产品”造就了中国摇滚风格的快速裂变。
应该感谢这些打口碟，让当时的中国接触到了西方世界的摇滚乐。
7、
人们后来将“八又二分之一”习惯性地称为“八个半”,“八个半”的第一场演出有三支北京乐队，是后来组建了Joyside乐队的主唱边远和哎吆乐队的主唱刘舸各自带来的乐队，还有西安朋克乐队“妖蕊”和“潜”。三支北京乐队对演出地点和效果的评价极高，进一步鼓励了“八个半”长期做演出的想法，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八个半”的张玮亲力亲为，大范围联系西安和外地的乐队演出，张贴海报等烦琐事务都亲力亲为。
乐队和演出场地的影响是相互的。演出场地条件好会让乐队之间口口相传，进而会有更多乐队来这演出。
8、
“木马”“美好药店”“AK47”“声音碎片”等乐队在此演出，经常上台的本土乐队需要由张玮亲自监督，听乐队作品或是观看排练，只有具备一定基础的乐队才可登上“八个半”的舞台。
挺好，有门槛才会出现高质量的乐队演出，而不是像现在出现很多网红乐队。
9、
西安摇滚乐的商业意识开始觉醒，但商业的诱惑始终不敌音乐本身的魅力。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是：检修坦克乐队从1300多支高校乐队中脱颖而出，成为新疆、宁夏、甘肃、陕西、昆明、重庆、成都等省市进入半决赛的12支乐队之一。比赛前一天抽签决定演出顺序时，“检修坦克”放弃抽签，因为他们当天还在参加“地下演出”,比赛的结果可想而知。
他们不是对商业操作方式不了解，而是清楚在商业之外有更重要的东西。摇滚乐，对他们来说仍是向内而生的精神堡垒。那个年代的摇滚人对商业有出自本能的谨慎态度，这在今天看来的确难以理解，但那时的摇滚人只遵从自己的内心，从不奢望外人理解。
能够纯粹做音乐太难得了，搞艺术赚不了钱，想赚钱就别搞艺术。
10、
没想到突如其来的H1N1流感让音乐节售票受到极大影响，为了维护“张冠李戴”的品牌基础，音乐节还是硬着头皮举办了，结果自然损失严重。不过在双喜看来，金钱的损失远远没有“张冠李戴”的品牌重要。
这不就是现在的新冠疫情现状。国内太多音乐节因为疫情延期、取消，国外则是正常举办，完全是两个世界。
11、
在2001年的迷笛音乐节上，舌头乐队的主唱曾说过一段令人血脉贲张的话：“我们终将会成为铺路石，或者是绊脚石，直到那一天，你躺在路上或被踩在脚下，骨头，不应该被埋在地下，它应该成为梯子，或者工具，或者绳子，但是种子，必须埋在地下，埋在土壤里。那样，它才会长成一棵树，长成你们需要的火把。”
吴吞是诗人。最喜欢的中国摇滚乐手。
12、
不是故意煽情，是想看清楚摇滚乐确实有更重要的东西，虽然它的终端依然是音乐本身。难道这些东西其他行业没有吗？当然有，辛苦坚持是任何事情的基础，如果产业链需要自给自足的摇滚乐，这种基础就更是不可或缺。
13、
彭斌在对面上厕所，那厕所没灯，特别黑，另一个以为那坑没人，冲着彭斌就尿了一泡。然后就要打架嘛，打之前说了几句话，好像说了个乐队名字，那时候只要一说摇滚啊，就跟搞革命一样。架也没打成，后来两人都去北京发展了，后面就没消息了。
有意思
14、
下来第二年，“非典”，直接封村、封校。把村子封了嘛，戴袖章的人，直接在村口设个障碍。人进村出村凭条，给发的有效证件，没证件的不准进不准出。
这不就是现在的核酸+绿码
15、
一下火车，直接被广州人民的乐观精神感染了，人家压根儿就没当回事，夜市照样开着，不像西安封村封校。然后我去拿货，老板特别关照，“呀，你是唯一从外地来拿货的。”谁那会儿去广州啊，没人去
新冠病毒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是政策。
16、
演出挺不顺的，差点儿没演成。在土门那里，一开始公安开了个车跑过去，说今天可能演不成了，先散开，先散开。哎呀，大家心里都特别凉，这演不成，亏大了。唉，就说再等等，看那车走不走，要走的话说明能演了。最后在那儿硬磨了半个多小时，那车就走了。不知道大家刚才都散哪儿去了，一说能演了，又都冒出来了，各种长头发，各种奇形怪状的动物都出来了，都拥在那儿，开始卖票。
二十年过去了，依然有这样演出前一天被举报不能演的情况发生。
17、
其实一开始我还不太爱喝酒，最后慢慢发现挡不住，酒的魅力太大了，喝完听歌更生猛，不爱听的也爱听了。以前不爱听爵士，一喝完酒听爵士，更给劲。没事的时候，每天晚上看个电影，日子其实过得挺充实。
酒精是快乐源泉
18、
“唉，我是不会弹琴，但是弹琴不重要，意识最重要，我们主要是声响乐队，把声音做出来就行了。”我说这也是个办法，那你怎么弹啊？他说，我想要出特殊的效果，但是我不会弹，就拿这个钱包上这个铁链在琴上一刮，我发现这个声音很好听，我觉得这样也挺好，我们各种声音就是这样实验出来的。
乐器只是发出声音的一种方式。其实身边什么声音都能组成音乐。
19、
各种因素，走私、黑社会、正规公司、当地政府，互相之间暧昧配合，慢慢促成了这件事情的发展。汕头因为有了这个产业，富了很多人。
打口碟产业链
20、
中国的艺术史、音乐史，都离不开城中村。就是因为大家都很孤独，干这个的人都比较孤独，内心比较孤独。都在一个地方，大家就有种温暖，可能有一种家的感觉吧。
21、
中国经济有些地方发展不起来，就在于发展最好的时候也是国家监管最严的时候，直到没油水，国家也就松了。
同意
22、
这些人，时隔这么多年又是这样子。虽然说时代变了，但是有些东西不变，玩音乐、组乐队，这些事情永远不变。
23、
如果想听到原汁原味的音乐，还得用好设备，要有好的CD机、好的音箱。音乐的还原性，除了现场，就是唱片。摇滚乐，你不一定喜欢这个乐队，但是这个乐队的现场，你可能非常痴迷，这就是摇滚乐最本质的东西。
同意。比如我平时很少听朋克音乐，但是朋克乐队的现场我偶尔也会去看，因为现场真的很躁，很享受。但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喜欢这个乐队的音乐，所以才更想去看现场。
24、
碰巧那天在家翻到《八又二分之一》这部片子，因为我非常喜欢费里尼，就说酒吧叫这个名字，以此向大师致敬。于是，八又二分之一酒吧就诞生了。开始主要是放电影，前后演了一百多场电影，从塔克夫斯基到大卫林奇，从小津安二郎到岩井俊二，从侯孝贤到蔡明亮，从费穆到贾樟柯。
音乐果然和电影是分不开的。
25、
DVD开始普及之后，我就按主题播放，比如有时候一场观影会，放完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两生花》，接着放岩井俊二的《情书》，然后是娄烨的《苏州河》。
《情书》看过小说，另两部看过电影，都非常喜欢。
26、
实际上很多演出买不买票我一个人说了算，我也可以不买，但我要过这个形式，任何人都得凭票进，媒体来了也是这样。媒体没这个习惯，后来有几回媒体朋友来，我直接没让进，因此还得罪不少人。没办法，他们好多人可能当时对我有意见，但是，我觉得以后他们会想明白的。
很前卫的想法，推动了演出朝正规商业化的道路发展。
27、
我后来总结，他们就没想着干这个，是迫于经营压力，把摇滚当成酒吧的噱头，想靠摇滚拯救酒吧。经营者一是要非常喜欢摇滚乐，二是要有音乐及乐队的鉴赏力，三是有力求完美的认真态度，三者缺一不可。所以做到现在，我觉得西安酒吧摇滚现场演出真是没进步。
非常同意。首先要喜欢摇滚乐，其次音乐审美在线，最后还要追求完美，这样才能开好一家Livehouse。
28、
我后来引进的方向是要能丰富整个西安市场的乐队，像“PK14”“声音碎片”“声音玩具”“美好药店”这样的。记得法国夫妻乐队“Vialka”演完以后，给乐手直接上了一课，音乐可以这么玩，乐器也可以这么玩，可以不按常规的手法出牌。有意识引进一些新的风格，让西安的乐队能不断丰富，这也是交流和学习的过程。这就是当时西安各种风格百花齐放的原因。
非常支持
29、
看一个地方的摇滚乐氛围，要看当地乐队整体的水准，不是某一支乐队，必须有好多支乐队，风格还要丰富。因为中国摇滚乐不是单靠哪个乐队，必须考虑到群众基础。
还要看当地的乐迷素质以及演出现场氛围。
30、
并不是没有票房惨淡的时候，像“PK14”“暗夜公爵”那时都是票房杀手，在北京都演得少，但是我觉得好，无非就是好多人不欣赏，多年以后证明他们是好的。“沼泽”，挺好的吧，我记得当时创纪录了，观众20多个人。
好的乐队迟早会发光的，只是时间问题。以及像沼泽这样玩后摇的，受众本来就比较少。
31、
完全以票房好的乐队为主，就不会有持续的发展，因为新乐队需要时间，摇滚乐风格需要丰富。
32、
“重塑雕像的权利”第一次来还不是照样赔，也是几十号人，我付演出费给乐队的时候，鼓手眼泪汪汪的。好多年后，他们是中国很多音乐节的压轴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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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乐队要演出必须我去审。我记得特别清楚，现在也是摇滚乐从业者的刘凯当时有个小乐队，起了脏了吧唧的一个名字，那年跨年演出，想登上“八个半”的舞台，我就带着姚睿一起去看他们乐队排练，因为新乐队没录过什么唱片，要想知道他们的水平，看排练是最实用的办法。一看，排得不行，以至于刘凯从来没上过“八个半”的舞台。这个态度必须要有，不能什么乐队都上台，必须保证舞台的干净，尤其是售票的舞台。
34、
我觉得摇滚乐不是一代人的事情，国外的摇滚音乐节里，都是爷爷一辈的人，你跟他聊摇滚乐，没问题，到了现场一样嗨。我们就不行，到父辈这一代更不行，从老崔这一代才开始有摇滚乐。盲目的快没有意义，必须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真正的中国摇滚乐应该在下一代，现在好多一线乐队还是上个时期的。
35、
中国的摇滚乐市场有一个扩展期，老崔那个时候是自生自灭的，完全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到了“魔岩”的时候一下子把摇滚乐拔高了，“魔岩”就把本来六分的给拉到九分。那也是中国摇滚乐最尴尬的时期，就是被“魔岩”整完以后。因为“魔岩”完全是市场化操作，它是另外一种模式，好多本质的东西你看不到。它完全把乐手透支，超越了乐手的能力，把市场拉起来滚石就撤了，市场紧接着就下来了，但是高度已经在那了，把几年的市场潜力都给透支了。
拓宽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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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音乐节也要洗牌，乐队需要洗牌，它必须等新的能量补上来，新的人补上来。未来中国摇滚乐会有一个特别尴尬的时期，这种尴尬是中国乐队的发展完全跟不上音乐节商业空前发展的步伐，音乐节争来争去的全是老一拨乐队，新乐队很少，国内音乐节真是缺乐队。打破再重建，这是摇滚乐最本质的气质，中国的摇滚乐要走的路还很长。
37、
我们策划这个音乐节的时候，“非典”没那么严重，到了后来所有的事情都就序了，“非典”开始严重了，我们担心音乐节可能会流产。但是“非典”时期的禁演令迟迟没有下，这就重新燃起了我们的希望，可就在音乐节开始前一个星期，禁演令下来了，然后整个音乐节就这样流产了。
如果不是“非典”，这次音乐节可以成为到那时为止，西安摇滚历史上最大的一届音乐节。
恍若隔世，现在的新冠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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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一停电，满场都是打火机的火光，几百个打火机的火光照亮了黑暗。没有火灾，只有光明，没有暴力，只有自由。因为这是摇滚乐的现场。
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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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早期的酒吧演出到防空洞，乐队形式非常多样，很多西安优秀的乐队可以登上中国摇滚乐的大舞台，其中有死亡金属乐队“腐尸”“死因池”“腰斩”“散杀”，哥特气质的死亡金属乐队“206和思想者”，硬摇滚乐队“伍个火枪手”，新金属乐队“检修坦克”“脉冲”，朋克风格的“妖蕊”“潜”“冰淇淋格子”“充气娃娃”“三角塔”“怪圈”，后朋克风格的“GOSH”“走了”“下级台阶”“糜烂的水”，暗潮风格的“紫十三”，英式流行风格的“三点十五”，Grunge风格的“皱边纸饰”“拆”，流行金属风格的“黏液”“降灵”，艺术摇滚的“黑砖”“美杜莎”“超级马力”，做电子乐的李焱、高屹，Trip-Hop女声芬妮等。还有负责过“八个半”演出事务以及西安摇滚演出报道的金豆、双喜、刘文、郁天、次非、王非、张力、邢洋、绿洲琴行、绿洲音乐网以及对当时西安演出不遗余力进行宣传报道的西安电视台的景毅、《三秦都市报》的余明、FM98.8广播的安柯，我也非常感谢他们。很多时候，我觉得陪伴我的不是一场演出、一个酒吧，而是这些存在过的乐队和人。直到现在，想起他们，我仍然热血澎湃。
都是鲜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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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真的喜欢上摇滚乐，你的人生就会受到一些影响，起码我性格各方面都受到很大影响。真的喜欢一种东西就必须坚持下去，只要自己去努力。
41、
甭看大家在一起喝酒吃肉的时候感叹昔日的时光，缅怀远去的理想，一旦真的输给生活，那才丢人。
42、
早期的乐手都有相似之处，那就是在内心根植了地下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就是对待生活强硬、不断坚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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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场演出之后（不论是自己演出还是看其他乐队演出），总有人三五成群地凑在一起，以音乐的名义聚会、喝多、天亮坐公交车回家。这种生活，比演出现场来得欢乐。
似曾相识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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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已不仅仅是音乐，还有内心，音乐的成熟用技术来证明，内心的成熟则需要更多的思考和生活经历。
阅历丰富靠的是生活的经历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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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滚乐的环境一直在变，因为不是生活必需品，摇滚乐队似乎没有长期存在的理由，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始终得不到解决，也许根本无须解决，在年轻有激情的时候，从来没有人把这些问题当回事，那是因为知道该如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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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摇滚乐远没有那么成熟，更多的人认为，即便没有好的设备和技术，同样能够做出好的音乐。现在看起来，这的确很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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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在任何一座城市，一个乐队组建起来，一个乐队解散不见，是每天都在发生的故事，能够把理想付诸实践已算英雄，实在没必要太在乎输赢。舞台上塑造的形象大多和生活中的故事不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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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无意中翻到一个帖子，是一个乐队成员写的，上面讲到乐队组建时期吉他手的感悟：快毕业了，很多事情让我突然忘记了朋克能给我什么，我选择了放弃，也许这是成长，也许这是平庸，我觉得我需要考个什么证找个什么工作或是听听周杰伦，改变就在一瞬间，吉他的失真让我有点儿反感了，感谢“Restless”的日子，至少咱们快乐过 ，七年过去了，上学时候的朋友基本上都不联系了，有些连名字都记不清了，很有可能有天我们迎面走过去也不会认出彼此。但是我仍然能回忆起当时一起排练演出的情景，那时候好像身边的一切都是暖色调的，嗯，橘黄色的，人总是快乐而亢奋的，也许是刚走进大学，一座新的城市，新的环境，身边新的朋友，各种新鲜的事物，让自己的心跳好像都比以前快很多。
49、
和最日常的生活比起来，摇滚乐能承载的东西也许少得可怜，一群充满理想的青年被现实打回原形，可无论如何，永恒和经典从来都是凤毛麟角。也许早已没有了散发传单的勇气，当回想起那些积极的主张，也会觉得幼稚，但过程是珍贵的，起码，对他们自己来说。
50、
因为对摇滚乐的热爱，纠集朋友或志同道合的人迅速组建乐队，中途出现问题，然后更换人员重组或者解散，已是家常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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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音乐这个东西，歌词听得懂听不懂不是最重要的，不是让你听懂它，而是让你体会它的意味，深层次的乐趣。
52、
乐队这个东西反正挺难搞的，又要有独立意识、创作精神，还要有合作，合作是很麻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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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用钱买到的梦想都是最容易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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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滚乐并不是单纯地拿把电吉他，那时我觉得摇滚是精神，不是叛逆，可能因为在中国比较含蓄的文化里它显得比较叛逆，摇滚精神是一种真实，北京话叫“爱谁谁”，特别主观，以自己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用自己的音乐，不管是什么类型，朋克、金属、流行……不是曲风的事情，而是表达方式，特别直白地来阐述自己的观点，我认为这是比较rock的。而流行音乐完全相反，大部分是来讨好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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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自己的独特性而使自己的音乐有味道，应该想到的一点是，不要太被风格束缚，而是要认真地做你自己想做的东西。
56、
现在主要是“摩登天空”，沈黎晖垄断了不少音乐市场，但是你看他们的乐队，我觉得这个人太注重自己的想法，不去考虑音乐该怎么来，音乐节都是那些小清新，那么多风格，你为什么不签？你作为一个唱片公司，为什么不签好的音乐？现在流行什么签什么，哪个乐队粉丝多，有卖点，能做广告，他们就签谁。很多金属乐队做得也挺好，为什么不签？他们觉得卖不了钱，也很少人听，长相台风也一般，没卖点。他们现在来做东西，都是从商业的角度考虑，而不是从音乐本身考虑。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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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摇滚乐手，从生活到作品，必须要有自己的个性，有强烈鲜明的对比。
58、
真正的艺术，无论是音乐还是别的形式都是很自我的、自私的。但也可以是空旷的、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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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听以前写的歌，觉得特别空，律动感很爽，但是爽完了就没了，完全贴近不了内心。
60、
北京生活不容易，很多外地人每年都说想回去，一直不回去，也许苦有苦的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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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鹏：每个人问什么是摇滚乐，其实很难说，都有各自的定义，这次录音的时候，杨海崧说过一句话对我影响挺大的：用成年之后十年二十多年这段时间来做你想做的事，可能是上班，也可能是玩音乐，每个人的轨迹不一样，但你用这十年、二十年时间，做你最想做的事，等老的时候，会比别人得到更多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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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地域，还有一句我们熟悉的话：“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由蒙古族和汉族乐手组成的杭盖乐队，利用马头琴、图卜硕尔等蒙古的古老乐器，正在不断刷新国外演出场次纪录，他们出现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哥伦比亚、墨西哥、丹麦、葡萄牙、比利时、匈牙利、荷兰等国家，足迹遍布几大洲，参加国际上最为重要的一些音乐节。“木推瓜”主唱宋雨喆组建的大忘杠乐队，用马头琴、班卓琴、冬不拉等乐器和自己独特的唱法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登台欧洲三大音乐节之一的丹麦Roskilde音乐节、最著名的英国Womad国际音乐节、葡萄牙Sines音乐节、瑞典Urkult音乐节，并且组织大范围的欧洲巡演。
63、
我的老朋友唐明也说过：当年“舌头”给中国摇滚写出了标准答案，可时代却又给出新的试题，太多的复杂与选择让热泪不再，但精神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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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好”这样的形容，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被大量地用在“舌头”身上，很多当今风头正劲的乐手和乐队，都曾是“舌头”的粉丝。因为它不只让人感动，更让人激动、血脉贲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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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头的铁杆乐迷似乎已经没有了，只剩下了那些专程赶来为了看演出而看演出的人、为了pogo而pogo的人……如果这是摇滚乐发展的必然或者必经之路，那么那些还在死守“摇滚”的乐队和个人，倒成了笑话。
我也很喜欢在现场pogo，但我同样知道好的现场并不都是燥的。pogo只是一种表达情绪的方式，有些音乐的现场一个人安静听也很合适。近几年看演出发现很多这种为了嗨而嗨的乐迷，只是来现场蹦一蹦，不是真正欣赏音乐。
二、点评
推荐
这样一本讲西安摇滚史的书，像我这样的摇滚乐迷实在是太喜欢了。以前只是单纯听摇滚乐，后来慢慢就想了解摇滚历史。本书向我描绘了一篇篇西安过去的摇滚画面，有乐手在艰难生活中坚持排练，有躁动的摇滚乐现场，有乐手喝酒聊天吹牛皮。这些都是过去存在的证明。去年看过一本讲1990-1999北京摇滚史的《返场》。但是感觉内容还是有点少，不够看，期待一本详细讲北京摇滚史的书出版。